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我国社会的阶层变动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，每个历史时期的阶层变动均具有相异的性质，且各自呈现出独特的特点。
总的来讲，这是由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我国的各项基础条件所决定的。
第一个时期为恢复期，时间跨度从 1949 年 10 月建国至 1956 年 12 月 完成三大改造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旧社会的体制被彻底打破，与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相勾结、具有买办性质的官僚资产阶级被消灭并驱逐。
新中国的成立，将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驱赶出境，然而当时中国社会的构成依旧颇为复杂，各类阶层应有尽有。不同阶层都渴望在这个新建立的国家中，寻得自身的位置，各民主党派也期望能够建言献策，参与国家的建设。
1949 年 9 月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拟定了闻名遐迩的《共同纲领》，纲领指明：“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，推行工人阶级领导的，以工农联盟为根基的，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。”
国家初立，需要平稳过渡，尽快恢复生产秩序，使民众得以休养生息，并不适宜开展大规模的社会改造。
也可以讲，这一历史时期乃是每个新兴国家都必然经历的恢复期，战后怎样恢复国民经济，是一项极为紧迫且至关重要的任务。
此项任务也确立了我国初期经济制度的基本走向：“在经济上，施行‘以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、城乡互助、内外交流的政策，达成发展生产、繁荣经济之目的’的根本方针。”
与该方针相适配的经济体制是多种所有制并行之有效的制度为：在国营经济的引领下，合作社经济、小农经济、个体经济、私人资本主义经济、国家资本主义经济，各司其职，分工协作。
由于建国不久，朝鲜战争便爆发了，中央提出了“边打、边稳、边建”的方针。当时，国家的收入主要用于三个部分，遵循国防第一，稳定市场第二，其他支出包括行政费用、投资等位列第三。
这样的国情决定了经济必须稳中有进，不能有较大的变动，因为无法承受。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明确指出：“要实现工业化，现在只能筑牢基础，不能操之过急。”
这个观点，相当契合建国初期的实际发展需求，依照这个路径执行下去，较为顺利地完成了恢复经济的任务。
总体而言，建国初期的经济制度依延续了既有的路径，未作重大调整，只是适度进行了优化，经济环境也相对自由。
由于经济制度未发生重大改变，社会各阶层自然也没有大的变动。除了农村地区伴随土改工作的开展，有较大的阶层调整外，城市里的阶层基本维持原状。
1950 年，针对农村土改工作，出台了“关于划分农民阶级成分的决定”，虽标题是关于划分农民阶级，但其中内容实质上也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做了大致划分，主要有 12 类。
除了地主、富农、中农、贫农、贫民之外，还有资本家、小商小贩、自由职业者、宗教职业者、工人、知识分子、手工业者等。
由此可见，新中国刚成立时，虽然中国社会金字塔顶端的那部分已被消除，但中间和底层依然存在众多阶层，其中自然也包含资本家和地主。
到了 1952 年，内忧外患大体都处理得差不多了，全国土改工作也临近收尾。
此时，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，已然到了能够向下一阶段过渡的时机，于是开始筹备社会主义改造工作。
1952 年 9 月，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：“我们现在就要着手用 10 年到 15 年的时间，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。”
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始于 1953 年，所以当时毛泽东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工作。
可见，领导人们都深知，社会主义改造短期内无法完成，得循序渐进。
但事情的发展，逐渐偏离了最初的预期。第二年 6 月，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，包含两方面内容：一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，此为总路线的主体；二是逐步实现对农业、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，这是总路线的两翼。
简称为“一化三改”。
当时之所以提出“一化三改”，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：
其一，是由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所决定的，社会主义大生产定然无法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共存；
其二，是因为当时中国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规划。
冶金、能源、机械以及国防工业等重工业，无一不是吞金巨兽，没有充裕资金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，而且这些产业还具有投入大、规模大、回报周期长等特性。
我们准备干一番大事业，结果放眼望去皆是短期内难以见到利益回报，且需要长期大量投入的项目。
没有一个是贫困之人能够承受得起的。
对于一贫如洗的中国而言，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犹如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。
走资本主义道路的，妄图依靠市场交换来完成积累无异于痴人说梦，往往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被他人掠夺，除非学英美到处烧杀抢掠，否则基本无法依靠自身完成原始资本积累。
话又说回来，没有重工业，凭借什么去掠夺呢？连自我保护都无法做到！
没有资金就无法发展，无法发展就没有资金，从而陷入了一个死循环，这迫使大多数国家要么被动，要么主动，只能用主权或者其他资源来换取发展。
我们准备干一番大事业，结果放眼望去皆是短期内难以见到利益回报，且需要长期大量投入的项目。
没有一个是贫困之人能够承受得起的。
对于一贫如洗的中国而言，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犹如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。
走资本主义道路的，妄图依靠市场交换来完成积累无异于痴人说梦，往往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被他人掠夺，除非学英美到处烧杀抢掠，否则基本无法依靠自身完成原始资本积累。
话又说回来，没有重工业，凭借什么去掠夺呢？连自我保护都无法做到！
没有资金就无法发展，无法发展就没有资金，从而陷入了一个死循环，这迫使大多数国家要么被动，要么主动，只能用主权或者其他资源来换取发展。
这个时候就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了。
在收入水平普遍很低的时候，通过市场机制逐步实现积累发展重工业是很难的，但在社会主义国家，却可以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，用行政手段通过指令强制调动全国的财、物、人，将全国力量汇聚起来，从而实现明确的目标。
说白了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。
但首先，你得有集中力量的能力，才能去办事。
所以需要三大改造，将国家经济体制做一个根本上的改造。
三大改造，改什么呢？
说白了就是给全社会的生产资料改姓，都改姓社。
农业改造，是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改造为农业集体化。
基本路径是先组织成立农民互助组，大家互帮互助，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，然后发展成为初级合作社，其特点是土地入股、统一经营；最后发展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其特点是土地和生产要素全归集体所有。
很多上了年岁的农村老人，估计都经历过一起下地、一起生产，然后拿工分，最后统一分配的时代，也就是俗称的大锅饭。
现在农村很多老人，还经常说自己是老社员。就是这一时期的痕迹残留。
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，跟农业改造路径差不多，也是先组成生产小组，然后组成手工业生产合作社，再让手工业从业者都加入合作社，最后变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。
比如将编篮子都聚到一起，弄成一个编篮子生产小组，大家聚在一起后，既能交流技术，还能搞搞流水线生产，一来提高了技术，二来提高了生产效率，最后将编篮子、编筐子的都聚到一起，就变成一个大的编织品生产合作社。
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采取的政策是“利用、限制、改造”的政策，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，先将私人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，然后按照私股份额每年给资本家发5%股息。
这样一来，资本家就对生产资料没有使用权了，发十年后，私人企业就成了全民所有制企业，完成改造。
电视剧《正阳门下小女人》开头那段，围绕小酒馆归属产生的各种矛盾，说的就是这个事。
原计划要用三个五年才能完全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，没想到只用了4年就完成了，<
一个五年都没有用掉。
速度超乎想象的快，但这也为之后的乱象埋下了隐患，比如粮食短缺等问题。
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，资产阶级被消灭了，一切私有制也都被消灭了，私营企业、小生产者、资本家的土壤没了，根都被刨干净了，这是真正的“资本主义绝种，小生产也绝种”。
因为经济体制有了质的改变，中国社会的结构也由此发生了质的改变。
三大改造完成之后，也就来到了第二个时期：1957年到1981年。
由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所有“剥削阶级”，全社会只剩下两个阶级，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，此外还有一个知识分子阶层。
也就形成了温铁军教授经常讲的“城乡二元社会结构”。
这个二元社会可以说是泾渭分明，农业是集体化，工业是国有，农民是兄弟，工人是老大哥。
这种泾渭分明不是一种主观上的表达，而是通过各种制度体现的，或者说正是这些制度才形成了城乡显著差异的“二元社会结构”。
笼统算了一下，这些制度多达十几种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统购统销制度。
此外还有用来区分城市户口和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，还有决定你能不能吃商品粮的粮食供给制度、副食和燃料供给制度、生产资料供给制度，此外还有关系到社会福利待遇的教育制度、医疗制度、养老保险制度、劳动保险制度、婚姻制度等。
你要想改变身份，就先得突破这些制度，完成各种手续。
那一个农民想成为工人，有没有办法实现呢？
有的，只是比较难。
正常的路径是这样，首先得有单位和部门缺人，然后缺人的单位去农村的公社和大队要人，经过大队和公社领导们的推荐，签字认可后，审查都通过了，才能完成身份转换。
或者考上大学，然后听从国家分配。
说到上学，其实农民子女上高中，也需要大队和公社推荐。
那个时候教育资源十分有限，每个大队有几个上学名额都是分好的，除非你的学习特别好，不然谁能上，谁不能上，主要看领导推不推荐你。
然而，一旦个人的意见能发挥主要作用，那这里面的操作空间就大了。
那个时候，领导家里都有好几个嗷嗷待哺的子女，再不济谁又没有个关系近的亲戚呢。
总之，在农村，每一位获得土地的农民都被改造成了集体农民，大家都靠集体生活，都是社员；
在城市，每一位有城市户口的居民都有自己的单位，从上学到工作、看病、住房、养老、吃饭、出行挂靠都要靠单位实现，有了单位就有了一辈子靠山，离开了单位<是寸步难行。
在农村有事就找公社，在城市有事就找单位。
也就出现了“集体人”和“单位人”。
因为农民集体化和城市单位制，再加上各种制度，使得城乡之间出现了巨大差别，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也被各种制度限制住了。
虽说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从根子上消灭了剥削阶级，但客观现实告诉我们，社会分为不同的阶层是一种客观存在，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。
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消灭了以前的等级制，消灭阶级分层，终止了一种社会分层形式，但这并不能消灭一切社会分层现象，因为你的生产力远远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。
换句话说资源是有限的，就算资源充足，也会有人少分，有人多分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承认和允许收入差距的。
在人类还未能消除脑体差异，消灭阶级之前，阶级现象和社会分层现象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。一种社会分层方式被消灭了，那另一种社会分层方式就会随之出现。
三大改造完成之后，社会分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还有知识分子阶层。
而在这个社会结构里，又出现了三种身份干部身份、工人身份和农民身份，三者之间泾渭分明。
干部和工人是工人阶级内部的身份划分，有专门档案身份管理制度来管理，干部就是干部，不属于干部的就是工人，二者不仅有身份上的区分，工资级别也是不一样的，待遇也是不一样的。
有区分就会有差异，就会有种种乱象，有好干部也就有多吃多占的干部，有勤奋的社员也就会有偷懒耍滑的社员。
现在我们可能很难理解一个农民和工人的差距有多大，更难理解一个普通干部身份究竟有多豪横。
但你需要知道一件事，只要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到达一定水平，社会分层就是不可回避的现实，一种分层方式被消灭了，还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。
这是客观规律，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。
我突然想起武侠小说里的一句话：
只要有人就有恩怨，有恩怨就有江湖。
大概就是意思，你们能理解吗？
所以说，我们只能选择一个更适合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的方式来调整，而不是说彻底消灭分层，这是办不到的。
不要忘记，毛泽东提出一化三改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，三改是两翼，实现<社会主义工业化才是主体。
因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一辈领导人都很清楚，没有工业化，成不了现代化强国，你就啥也不是，都是白日做梦。
计划经济有好的一面，也有坏的一面，在
三大改造完成的那段时间，正面影响占主要地位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但在后期，负面影响逐渐占据主要地位，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。
在第二个时期，中国社会主要由农民、工人、干部三种成分构成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金字塔结构。
城乡二元社会结构，有利于国家统筹调配各种资源，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发挥到了极致，集中力量干了许多大事。
卫星上天了，核武器搞出来了，导弹也有了，但在二元社会结构的另一面，也有很多副作用。
工人和农民两个社会阶级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严重失衡不对等，包括各种社会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方面也都有巨大的反差。这里就不展开说了，说多了影响团结。
这种差异在当代的延续也是很明显的，仅仅一个养老保险制度，就让城乡老人之间拉开了差距，更别说还有单位分房、城市户口等优势。一步先，步步先。
两种身份，就是两种命运。
小平同志说，发展才是硬道理。
说的太对了，全天下就没有比赚钱和吃饭更硬的道理了。
为啥我们走的这么难，一路走来碰的头破血流？
说到底还是太穷了，基础条件太差了。
搞计划经济是为了发展，搞改革开放也是为了发展。
计划经济后期，各种弊端就已经比较明显了，社会僵化，改革势在必行。
从上个世纪八十年初一直到如今，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变化的第三时期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开始搞改革开放后，因为所有制改革，整个中国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有什么样的土壤，就会开什么样的花，结<出什么样的果实。
在第二时期，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，个体经济被消灭，生产资料全部归国家和集体，所以资本家没有了，小生产者也没有了，因为土壤没有了。
同样的，改革开放后，随着所有制改革的推进，以公有制为主体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开始逐步完善。
市场一放开，小生产者就出现了，城乡之间也开始流动，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也开始出现质的变化。
因为中国的改革先从农村开始，阶层分化也从农村最先开始，变化的也最为明显。<
农民作为中国最广大的群体，开始了迅猛的阶层分化之路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，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，一大批从事传统农业活动的农民，开始进入各种类型的工厂。
到了世纪之交时，在东莞等沿海工厂的流水线旁，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农村的年轻男女，他们就如同候鸟一般，春天飞走了，冬天又飞回来，乐此不疲，年复一年。
他们背着色彩鲜明、形状各异的大号编织袋，挥手告别老母幼儿，走出田野聚于车站，随着绿皮火车昼夜飞驰，到达目的地后没有寒暄没有等待，就像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，迅速消失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。
农民进了工厂，究竟是农民还是工人呢？
他们是没有工人身份的工人，是带有半工人性质的农民。如果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能致富创收，谁都不想背井离乡。
农民阶级分化出农民工，一部分成为乡镇企业的管理者，一部分进入城市成为个体工商户，此外以前农村的技术员、医生、小学教师等又分化成一个独立的群体，还有一部分继续从事传统农业。
城市里的工人阶级也开始分化，原先可以靠单位生活一辈子的“单位人”，有的下海创业，有的在国企改革中成为下岗工人，有的进入外资企业当管理者。
最明显的改变是，城市里出现了“新富阶层”，这个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、国有大中型企业管理者，自由职业从业者，个体工商户、外资企业高管，高新技术人员等，而且这个群体的人数还在快速增加。
时至如今，一些民营企业的体量已经非常大了，具有很大的能量，资本家也出现了，他们建工厂办企业，占有生产资料，公然喊出996福报等口号。
有人富，自然也有人穷。
城市很多下岗工人、提前退休人员等，失去了工人身份，又没有土地，成为城市里的“新贫困阶层”。
以前他们可以靠单位，工作辛苦但工作稳定吃喝不愁，但现在单位不仅没有了，他们还要进入市场参与激烈的竞争，日子过得异常艰难。
以前的知识阶层人数也开始迅猛壮大，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推进，大学生越来越多，掌握了各种高新技术的人员也越来越多，知识阶层内部也开始分化，一部分继续依赖单位生存，比如大学教授、老师，各研究所、各协会组织。
还有一部分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新知识分子，依靠民营企业、外资企业生活，或者自主创业。
改革开放后，工厂阶级和农民阶级就如同两棵大树，不断长出新的枝杈，各自内部不断分化出新的阶层，还有一些人员又在城市里形成新的阶层，比如以企业家、资本家等为代表的富豪阶层。
总得来看，原先处于金字塔底部的阶层，人数在缩小，人群开始往上跑，中间阶层增多。原本泾渭分明的干部、工人、农民金字塔型社会结构，逐渐向橄榄型结构转化。
城乡二元社会结构，不是干部就是工人，剩下的就是农民，身份明确，简单明了。
但现在由于社会的发展，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经济体制，职业越来越多，人群也越来越多，导致阶层组成人员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，很难用一个统一标准来划分。
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时，有学者按收入和财产来划分，也有人用消费水平划分，还有人用职业划分，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地位来界定的。
如果追求简单明晰，当代中国社会大致可以分为精英阶层、中产阶层、一般阶层、边缘阶层四个阶层。
精英阶层包含政治精英、经济精英、知识精英，政府内的高官、大型国企的管理者、大型民营企业负责人、大型外资企业的管理者、专家学者等高级知识分子。
中间阶层包含体制内的中层领导和管理者，公务员、大型国企正式职工，各行各业的核心技术人员、大学老师等中级知识分子，大型企业的中层管理，私营企业主、个体工商户等。
一般阶层包含农民工，普通工人，传统农民，乡村村干部，普通职员，乡镇教师等小知识分子，底层服务人员等。
边缘阶层包含农村贫困户，城市低收入人群比如清洁工，失业人员，困难人群等。
以公有制为主体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，决定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多样性，由于出现了多种阶层，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差别，而这种差别会孕育出一种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动力。
由于社会资源的差别分配，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，能推动大家为追求更多的社会资源去奋斗和竞争，大家都有动力去奋斗去搞钱，自然也就带动了社会的繁荣和向前发展。
如今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，有目共睹，我们从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，一个连基本温饱都没有解决的国家，能一路追到美国后面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这样的成就究竟有多大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如今中国所处的位置，所取得的成就，都足以说明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对的。
但和计划经济一样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好的一面，也有坏的一面。